小學生父母教育焦慮過大？這些原因和對策要了解

一、問題提出

父母教育焦慮問題近年來引發(fā)學界高度關注。2021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yè)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簡稱“雙減”政策），旨在減輕學生學業(yè)負擔，進一步緩解父母教育焦慮。關于“雙減”政策實施以來父母教育焦慮緩解狀況、緩解程度、主要焦慮點是否變化等問題仍需進一步實證支持。

通過文獻梳理，以往研究多以中學生或中小學生家長為調查對象。然而，父母教育焦慮作為一種狀態(tài)焦慮，可能會隨著教育情境的改變而變化。[1] 不同階段學生所面臨的發(fā)展任務和學業(yè)壓力不同。因此，本研究將聚焦小學生父母，探究其教育焦慮的特點。

城市家長的教育焦慮也是以往研究的焦點。有研究證實，相比鄉(xiāng)村學校的家長，城市學校的家長教育焦慮水平更高。由于不同城市以及同一城市不同地區(qū)的人口、經濟、政策等一系列因素存在差異，家長對子女教育的焦慮內容和焦慮程度也不甚相同。[2] 這可能意味著教育資源越有優(yōu)勢的地區(qū)，學生和家長所感受到的壓力和焦慮也會越多。因此，本研究擬考察北京市小學生父母教育焦慮的現狀及其影響因素，并基于影響因素分析提出一定緩解之策，以期能為教育管理部門的政策制定提供一孔之見。

二、對象與方法

本研究選取北京市8所小學1—6年級學生家長，發(fā)放問卷。共收集有效問卷5249份，問卷回收率為97.4%。

調查問卷采用趙暉[3]自編《父母教育焦慮問卷》。該問卷共24個題項，有5個分維度，分別是：機會和競爭焦慮、學習焦慮、健康和安全焦慮、網絡接觸焦慮、教養(yǎng)效能焦慮。該問卷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

施測問卷由受過專業(yè)訓練的心理學研究生負責整理、發(fā)放和收集。采用spss26.0進行初步的數據整理，對問卷進行信效度檢驗，并進行描述統(tǒng)計、獨立樣本t檢驗和單因素方差分析。學生的人口學變量特征如表1所示。

表1：學生人口學特征基本情況

三、研究結果

（一）父母教育焦慮的整體狀況

1.父母教育焦慮的整體情況。統(tǒng)計結果顯示，北京市小學生父母教育焦慮整體處于中等水平（均分為2.79分，滿分5分）。但是從不同焦慮水平占比來看（如圖1所示），“從不焦慮”和“幾乎不焦慮”的占比分別為15.70%和23.18%，即接近40%的家長對孩子教育不怎么焦慮?！敖洺＝箲]”和“總是焦慮”的占比為25.75%，說明超過1/4的父母對孩子的教育仍處在非常焦慮的狀態(tài)。因此，如何緩解這些家長的教育焦慮，是未來教育政策需要重點考慮的內容。

2.五種父母教育焦慮類型的情況。在父母教育焦慮5個分維度上，得分從高到低依次是網絡接觸焦慮、學習焦慮、機會和競爭焦慮、健康和安全焦慮、教養(yǎng)效能焦慮?？梢钥吹?，父母最為焦慮的是孩子的網絡接觸問題，而最不焦慮的是自身的教養(yǎng)效能問題。

具體看不同父母教育焦慮類型中各焦慮水平占比情況，數據（見表2）顯示：

表2：各類型焦慮水平的占比情況

第一，在選擇“經常焦慮”和“總是焦慮”的人群中，最大的焦慮點是學習焦慮（36.18%），其次是網絡接觸焦慮（36.12%），機會與競爭焦慮（30.24%）緊隨其后?？梢钥吹?，三種焦慮類型選擇經常焦慮和總是焦慮的占比均超過30%。為有效緩解父母教育焦慮，教育管理部門應重點考量這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二，教養(yǎng)效能焦慮中選擇“經常焦慮”和“總是焦慮”的占比為6.18%，遠低于其余4個類型。說明北京市小學生家長對自身教養(yǎng)能力具有較高的自信。

從表2中可以看到，除了教養(yǎng)效能焦慮外，其余4種焦慮類型均是“偶爾焦慮”的人群占比最大。而在教養(yǎng)效能焦慮上，大部分家長選擇了“幾乎不焦慮”以及“從不焦慮”，對自身教養(yǎng)效能感自評分數較高。

（二）影響父母教育焦慮的學生人口學特征

1.性別。結果顯示，父母教育焦慮在子女性別上差異顯著，男孩父母的教育焦慮顯著高于女孩父母。在5個焦慮類型上，學習焦慮和網絡接觸焦慮在子女性別上差異顯著，男孩父母在子女學業(yè)和網絡接觸上比女孩父母更焦慮。其余維度不存在顯著差異。

2.是否獨生。結果表明，父母教育焦慮在是否獨生變量上存在顯著差異，非獨生組父母教育焦慮顯著高于獨生組。在5個焦慮類型上，網絡接觸焦慮和教養(yǎng)效能焦慮在是否獨生上存在顯著差異，均是非獨生組父母教育焦慮顯著高于獨生組。其余類型在是否獨生上不存在顯著差異。

3.學段。本研究將學段編碼為低年級段、中年級段和高年級段。結果發(fā)現：父母教育焦慮在學段上存在顯著差異，低年級段家長的父母教育焦慮顯著低于中年級段和高年級段，中年級段與高年級段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多重比較結果顯示：在機會和競爭焦慮上，低年級段顯著低于其余學段，中年級段與高年級段差異不顯著；在學習焦慮上，中年級段顯著高于其余學段，低年級段與高年級段差異不顯著；在健康和安全焦慮上，中年級段顯著高于高年級段，低年級段與高年級段差異不顯著；在網絡接觸焦慮上，焦慮水平隨著年級升高而升高；在教養(yǎng)效能焦慮上，低年級段顯著低于中年級段，中年級段與高年級段差異不顯著。

四、結果討論

（一）父母教育焦慮的現狀

本研究發(fā)現，當前北京市小學生父母教育焦慮處于中等水平。其中，“從不焦慮”的占比為15.70%，與2018年發(fā)布的《中國家長教育焦慮指數調查報告》的結果（僅有6%為不焦慮）相比，本研究中更多家長不焦慮，說明“雙減”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同時，這一結果也可能與樣本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普遍較高有關（超過65%的父母受教育水平為大學及以上）。研究證實，受教育水平越高，父母教育焦慮水平越低。[4] 本研究結果還提示，“經常焦慮”和“總是焦慮”的比例達到了25.75%，這意味著有超過1/4的家長對孩子的教育仍然感到非常焦慮。

在父母教育焦慮二級維度上，本研究發(fā)現父母主要擔憂來源于子女的學習和網絡接觸。子女學習仍然是家長焦慮的主要來源，與以往研究一致。與此前不同的是，本研究中網絡接觸焦慮成為當前父母最焦慮的內容，這可能與父母接觸到的網絡負面信息增多有關。有數據顯示，近四成未成年網民在上網過程中遭遇過不良或消極負面信息，這無疑進一步引發(fā)家長對孩子網絡使用的擔憂。而家長對此擔憂的背后，其實質也是對孩子學業(yè)的擔憂。研究表明，過度使用社交媒體是造成青少年睡眠障礙、產生學業(yè)倦怠進而影響其學業(yè)成績的重要因素。學業(yè)倦怠也會進一步導致青少年沉迷于使用社交媒體，反過來影響其睡眠和學業(yè)成績，形成一種惡性循環(huán)。[5]

本研究發(fā)現父母教養(yǎng)效能焦慮最低，說明家長對自身教養(yǎng)能力具有較高的自我評估，與以往研究不一致。出現這種差異可能是取樣不同導致。相比其他城市，北京教育資源更為豐富，父母的平均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普遍較高，這也讓北京的中小學生家長對自身教養(yǎng)能力具有更多自信。

（二）影響父母教育焦慮的小學生個體特征

1.男孩父母與女孩父母焦慮程度不同。本研究發(fā)現，男孩父母比女孩父母對子女學習更為焦慮，這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一項大規(guī)模追蹤研究發(fā)現，五年級和八年級學生在語文、英語科目上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女生成績優(yōu)于男生。數學成績也在八年級發(fā)現了較小的性別差異，仍然是女生優(yōu)于男生。[6] 在義務教育階段，男生比女生可能更容易面臨學業(yè)挑戰(zhàn)，因此相比女孩的父母，男孩的父母更容易在孩子的學業(yè)上感到焦慮。此外，在網絡接觸焦慮上，男孩的父母也顯著高于女孩的父母。

2.獨生子女父母與非獨生子女父母焦慮程度不同。本研究發(fā)現，在小學階段，非獨生子女的父母教育焦慮高于獨生子女的父母，這可能是因為相比獨生家庭，非獨生家庭的父母在子女教育上會承擔更多的經濟壓力和時間成本，導致教養(yǎng)壓力增大、父母教育焦慮更高。[7] 另外，根據家庭資源稀釋理論，有限的教育資源和投入會因家庭中子女數量增多產生教育擠占效應，最終影響多子女家庭的教育成就，這可能加劇非獨生家庭的父母教育焦慮。而且，非獨生家庭還存在“順序優(yōu)勢”效應，非獨生家庭中父母在親子溝通、共同教育活動卷入上對“老二”的投入顯著高于“老大”，[8] 這樣非獨生家庭中每個孩子獲得的教育資源不均衡也會影響孩子的教育成就差異，這也很可能進一步加劇父母教育焦慮。

3.父母教育焦慮程度隨學段變化。本研究發(fā)現，低年級段的父母教育焦慮顯著低于中高年級段。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小學一、二年級學業(yè)壓力較小。教育部于2021年8月發(fā)布《關于加強義務教育學?？荚嚬芾淼耐ㄖ罚?guī)定小學一、二年級不進行紙筆考試。一、二年級學生基本上不存在學業(yè)壓力，大部分行為也處于父母和教師的監(jiān)管之下，因此相對于中高年級段的學生來說，父母對小學低年級段學生的擔憂還比較輕。同時，除了網絡接觸焦慮外，小學中年級段父母教育焦慮均顯著高于其他組別。這可能與小學中年級段學生處在自我意識發(fā)展與學業(yè)發(fā)展轉折期有關，而且中年級后教師及家長更多關注學生的學業(yè)成績和行為表現，也可能導致這一學段學生和家長面臨的挑戰(zhàn)增多，也更容易引發(fā)教育焦慮。

五、建議和啟示

（一）改善教育結果評價機制，確保核心素養(yǎng)導向教育真正落地

本研究發(fā)現，“雙減”政策之后學業(yè)焦慮仍然是父母教育焦慮的主要焦點。顯然這與一直以來學校教育承擔著人才選拔的重要功能有關，這種現實下“唯分數論”“唯學歷論”的社會文化心態(tài)很難在短時間內徹底改變。但可喜的是，近年來國家政策力推學校教育評價改革，明確學校教育以培養(yǎng)學生的核心素養(yǎng)為核心目標，尤其是高度關注學生自主發(fā)展、健康成長等核心素養(yǎng)。北京市于2020年已明確義務教育階段學校要重點評價促進學生全面發(fā)展情況，突出實施學生綜合素質評價，而且近年來北京的中考、高考改革也重拳頻出。在最新一輪中考招生改革中，北京市教委提出今后北京中考將逐漸減少單純以考試分數升學的人數比例，增加多種升學渠道。在高考改革上，北京市鼓勵學生發(fā)揮自身特長和優(yōu)勢選科考試，即除語數外三門主科外，學生可在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6門學科中選擇3門進行考試。再如近年來在政策引導下，北京部分高校探索開展“自主招生”的綜合評價錄取模式，也是針對傳統(tǒng)學業(yè)評價方式單一、忽視學生綜合素養(yǎng)發(fā)展進行的積極探索。

（二）規(guī)范未成年人網絡使用環(huán)境，引導家長理性看待互聯網價值

本研究發(fā)現，北京市小學生家長在網絡接觸方面焦慮水平最高。這與當前網絡使用的低齡化以及網絡沉迷、網絡暴力的頻發(fā)有很大關系。為了緩解家長網絡接觸焦慮，國家應進一步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條文，規(guī)范網絡秩序，防止未成年人接觸不良網絡信息、發(fā)生不良網絡使用行為。同時，嚴厲打擊上游犯罪分子及犯罪團伙，消滅未成年人誘導性犯罪的可能。學校應加大安全網絡使用宣傳和教育，通過講座、課堂以及課外活動等多種形式對學生進行教育和引導。深化家校合作渠道和機制，讓家長和教師以及社區(qū)共同參與到活動中。引導家長擺正心態(tài)，理性看待互聯網使用的動機和價值。

（三）關注導致高焦慮的風險因素，提供有針對性的家庭教育指導

本研究發(fā)現，男孩、中年級段小學生的父母教育焦慮相對更高。這提示我們，可以關注父母教育焦慮的風險因素，建立健全風險因素評估與干預方案。未來可進一步增加對父母教育焦慮的實證研究，重點挖掘導致高父母教育焦慮的風險性因素及其影響機制。同時，在目前國家積極推進“雙減”政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落地的背景下，非常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專業(yè)引導，促進家長改變非理性的教育期望，普及科學家庭教育理念等。比如，學校應鼓勵家長增加有效的教育參與行為，引導家長正確看待和應對教育競爭和教育壓力。讓孩子真正感受到父母的關心而非壓力，方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父母教育焦慮。

注釋：

[1] 成方琪. 父母教育焦慮的產生、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研究[D]. 武漢大學，2019.

[2] 董輝. 大都市家長的教育焦慮：憂心所向與憂慮幾何？—基于上海等城市調查數據的分析與思考[J].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05）：130-144+187.

[3] 趙暉. 父母教育焦慮的測量、類型及其與中小學生學業(yè)倦怠的關系[D]. 天津師范大學，2023.

[4] 鐘慧慧，江婷，方小利，等. “雙減”政策下小學家長教育焦慮現狀的調查與分析[J]. 教育科學論壇，2023（19）：76-80.

[5] 羅悅，邢淑芬. 社交媒體的過度使用對中學生睡眠和學業(yè)的影響[J]. 基礎教育參考，2021（10）：19.

[6] 李美娟，郝懿，王家祺. 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業(yè)成績性別差異的元分析—基于大規(guī)模學業(yè)質量監(jiān)測數據的實證研究[J]. 教育科學研究，2019（11）：34-42.

[7] 許彩霞. 父母教育焦慮與中小學生學業(yè)成績的關系[D]. 青島大學，2023.

[8] 郭筱琳，羅良. 獨生子女父母與不同出生順序的非獨生子女父母教育卷入的比較分析—以山東省聊城市小學生家長為例[J]. 教育科學研究，2019（05）：35-39+53.

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學“十四五”規(guī)劃2022年度重點課題“父母教育焦慮對中小學生學校適應的影響及其調節(jié)機制”（項目號：BEAA22048）的研究成果

（作者李玉華系首都師范大學初等教育學院副教授；趙雪妍系首都師范大學初等教育學院碩士研究生）

《人民教育》2024年第22期，原標題為《小學生父母教育焦慮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