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圖騰：中華民族的共同文化記憶

一個民族的共同文化記憶是民族文化認同的重要基礎(chǔ)，往往會形成標志性的文化符號。對于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而言，“龍”就是一個在漫長歷史進程中積淀而成的共同文化記憶，龍圖騰可謂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一種文化符號和標識。

龍圖騰源于中華民族古老文明

所謂“圖騰”，是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研究中經(jīng)常使用的一個概念。最早強調(diào)的某特定群體與“圖騰物”之間存在一種血緣關(guān)系，由于這種血緣而使圖騰物與這個群體的名稱、文化認同、習俗等密切結(jié)合。但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圖騰物也逐漸由“血緣關(guān)系”的表達演變?yōu)?/span>“文化關(guān)系”的闡釋，因此后世所說的圖騰往往與人們的身份表達聯(lián)系起來，有時也會把“圖騰”與“崇拜”相提并論，其本質(zhì)反映的是一種文化情感。

圖騰有動物、植物，也有無生命物。古人為了表達圖騰的特征與存在，往往會通過神話傳說對圖騰物進行藝術(shù)化的表述。例如，人與龍的婚姻或女子感龍而繁衍后代，也是表達龍圖騰的一種常見方式。

關(guān)于龍圖騰的產(chǎn)生有不同的解釋。其中，人們把龍圖騰作為中華民族眾多民族的綜合體的說法得到大多數(shù)人的認可。聞一多認為龍圖騰是由許多不同的圖騰糅合成的一種綜合體，并在《伏羲考》中提出“大概圖騰未合并以前，所謂龍者只是一種大蛇，這種蛇的名字便叫作‘龍’，后來有一個以這種大蛇為圖騰的團族兼并吸收了許多別的形形色色的圖騰團族，大蛇這才接受了獸類的四腳，馬的頭，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魚的鱗和須……于是便成為我們現(xiàn)在所知道的龍了”。顯然，龍圖騰產(chǎn)生的基礎(chǔ)應該與中華早期的蛇圖騰崇拜有關(guān)，無論它局部的像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魚、像鳥、像鹿都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態(tài)卻是蛇。隨著蛇圖騰集團吞并與融合其他許多氏族、部落，將蛇圖騰擴展演變?yōu)榫哂卸喾N動物特征的“龍”，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圖騰的社會化規(guī)律，這也從某個側(cè)面反映出龍圖騰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的建構(gòu)。

有些神話傳說也試圖從文化建構(gòu)的角度對龍圖騰的產(chǎn)生作出描述。如有則題為《八大酋長比武》的神話敘述，軒轅氏被推舉為盟長后，把七大部落酋長邀來，并把八個部落的圖騰旗幟融合兼并。軒轅氏提出，以蛇為主體，以魚鱗為蛇鱗，以魚尾為蛇尾，再加上馬頭、鹿角、鷹爪，組成一個新的圖騰，叫作“龍”?！洱堷P傳說》神話解釋說，黃帝打敗蚩尤后平定中原，統(tǒng)一了三大部落和72個小部落，黃帝根據(jù)各部落獻的圖騰創(chuàng)造了新的圖騰“龍”?！短斓垲呿湣飞裨捴袆t說，顓頊在“絕天地通”之后，把各部族的圖騰合并為一個新的圖騰，稱作“龍”。

毫無疑問，龍圖騰的選擇與出現(xiàn)有其特定的歷史原因和文化背景。一方面“龍”之所以被奉為圖騰，有個重要前提就是它具有強大的力量和能力，值得尊崇；另一方面，當“龍”成為強大群體的統(tǒng)一的圖騰名稱之后，要經(jīng)過群體的長期文化積淀來實現(xiàn)對它的崇拜與認同，使之最終成為一種神圣的信仰。從某種意義上說，某種具體物一旦成為圖騰，其自然屬性就逐漸淡化，而抽象出來的神圣性則會不斷加強。

中華民族龍圖騰崇拜來源豐富多彩

中華多民族龍圖騰崇拜來源豐富是不爭的事實。特別是在古老文獻或民間敘事中，許多中華民族文化祖先的產(chǎn)生與體征往往被描述成與“龍”有關(guān)，形成了傳統(tǒng)文化中的龍圖騰印記。

盤古作為開天辟地的大神，也是被普遍認同的中華民族文化祖先，與“龍”的關(guān)系非常密切。唐代釋澄觀《華嚴經(jīng)隨疏演義鈔》引《三王歷》記載“盤古龍身人首”；北宋高承《事物紀原》記載“盤古之君，龍首蛇身”；南宋羅泌《路史》引《地理坤鑒》記載“盤古龍首人身”；流傳于浙江省東陽市的神話《盤古王開天》中說，盤古長著雞的頭，龍的身體；流傳于福建省永春縣的神話《盤古分天地》中說，盤古是一個長著龍頭蛇尾的男子漢；等等。

按時間邏輯，排在盤古之后的家喻戶曉的文化祖先伏羲、女媧與“龍”關(guān)系不必多說，從中國許多地區(qū)出土的不同時代的畫像石、木刻、帛畫中可足見其蛇體、龍身的文化共識。

接下來看神農(nóng)、炎帝與“龍（蛇）”的關(guān)系?！读凶印分忻枋錾褶r(nóng)氏“蛇身人面”。《玉函山房輯佚書》記載神農(nóng)“人面龍顏”。流傳于湖北省隨州市的神話《烈山神農(nóng)》中說“婦女安登夢龍生神農(nóng)”。流傳于四川省都江堰市的神話《神農(nóng)吃茶》中說，神農(nóng)的身像龍，長個牛腦殼。流傳于山西省長治市的神話《炎帝與“三黎”的故事》中說，炎帝人身牛首，人面龍顏。這些描述雖說有細微差別，但足以說明神農(nóng)與“龍”的關(guān)系。

至于黃帝與“龍”的淵源更彰顯出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渡胶＝?jīng)·海外西經(jīng)》中記載“黃帝之民，人面蛇身，尾交首上”。西漢司馬遷《史記》中記載“軒轅，黃龍體”。唐代歐陽詢《藝文類聚》記載黃帝“龍顏，有圣德”。明代陶宗儀《說郛》記載軒轅“龍身而人頭”。流傳于河南新密市的神話《三帝下凡》中說，黃帝生下來身似龍體，手足像龍爪。流傳于湖北省神農(nóng)架林區(qū)的神話史詩《黑暗傳》中說黃帝“四面龍顏天生成”。

神話傳說敘事中作為炎黃后裔的堯、舜、禹，同樣承繼了古老的龍圖騰基因。如關(guān)于唐堯，郭世謙在《古史傳說考》中引用考古發(fā)現(xiàn)提出“陶寺六座大墓中共出土了四個彩繪龍盤為堯的部落圖騰”。關(guān)于虞舜，春秋、戰(zhàn)國時代史官編纂編年體通史《竹書紀年·帝舜有虞氏》中記載“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這里的“大虹”具有龍的象征。關(guān)于夏禹，《山海經(jīng)·海內(nèi)經(jīng)》記載“鯀死，其尸三年不腐，用吳刀將其腹剖開，生黃龍，即大禹”。

正如聞一多在《伏羲考》中提出的“古代幾個主要的華夏和夷狄民族，差不多都是龍圖騰的團族”。段寶林在探討“龍”、龍圖騰與龍的傳人文章中認為，“歷史記載、考古事實等都證明，從開天辟地的盤古，到人祖伏羲、女媧，到炎帝神龍氏、黃帝軒轅氏，直至夏禹一族均為龍圖騰——龍之傳人”。甚至后世許多帝王的產(chǎn)生也建構(gòu)出與“龍”的聯(lián)系，如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中記載劉媼孕生漢高祖劉邦時的情形是“蛟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產(chǎn)高祖”。為了表達劉邦是龍的傳人而把其出生歸因于其母感應蛟龍。后世中龍被人們尊崇，成為一種身份或權(quán)力的象征。

許多少數(shù)民族的古老神話傳說和多種文化傳統(tǒng)也同樣把“龍”作為本民族的重要圖騰。如苗族、瑤族、畬族廣泛流傳的盤瓠神話，不僅把祖先盤瓠描述成“龍犬”“龍麟”，并且還傳說盤瓠與高辛帝嚳的三公主聯(lián)姻繁衍后代，在血緣關(guān)系上與“龍”聯(lián)系在一起。過竹在《苗族神話研究》中認為，苗族的圖騰崇拜是“龍”，有龍公龍母、龍子龍孫之說。傣族神話《姐等賀的混等王》中說，龍女產(chǎn)的蛋生出的男孩長大后成為勐卯的君主，故以“龍”為圖騰。李纘緒在《白族的龍神話和“本主”神話》一文中提出“龍是白族的原始圖騰”。三穗縣民族事務委員會編撰的《三穗縣民族志》中認為“侗族以龍蛇為圖騰”。再如壯族神話《龍母》中與阿南結(jié)婚繁衍人類的龍女、德昂族神話《龍女人祖》中作為人類祖先的龍女、彝族神話《祭龍的根由》中的造出人類的“龍”、藏族神話《九龍山的傳說》中的“龍生九子”，這些記載都表明中華民族龍圖騰的普遍性。

中華龍圖騰充分反映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古老華夏文明中的“龍圖騰”已經(jīng)成為中國各民族的文化認同與情感共識。從本質(zhì)上講，中國各民族對“龍”的接受與認同源于對中華文化祖先的龍圖騰信仰以及“龍”文化建構(gòu)。

中華民族文化祖先都帶有“龍”的特征，這些文化傳說在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與傳播過程中，與龍圖騰的構(gòu)建與表達形成一種相輔相成的關(guān)系。如春秋時期左丘明在《國語·晉語四》記載“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吉、儇、依是也”，把流傳的許多姓氏都納入黃帝文化體系，時至今日許多少數(shù)民族改稱漢姓也認同了這種傳統(tǒng)?！墩撜Z·顏淵》記載春秋時期的孔子曾提出“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也”，也展現(xiàn)出當時對多民族融合關(guān)系的高度關(guān)注。漢代司馬遷《史記》中，不僅把堯、舜、禹、湯、文王、武王等圣賢明君作為黃帝子孫，還把秦、晉、衛(wèi)、宋、陳、鄭、韓、趙、魏、楚、吳、越等諸侯國也列為黃帝之后，同時把匈奴、閩越等蠻夷也列為黃帝苗裔，這說明漢代時官方已把古代各民族統(tǒng)統(tǒng)納入到以黃帝為始祖的華夏民族譜系中，秦漢時期“黃帝子孫”等稱謂已出現(xiàn)并得到認同。在中華文化傳統(tǒng)的歷代傳承中，因為黃帝等文化祖先以“龍”作為文化標識，“龍”與“文化祖先”在文化符號上具有可以互換的特點，所以中華民族有時又稱為“龍的傳人”。

許多民族民間敘事與文化記憶認同龍圖騰，并宣稱自己為龍的傳人、龍的子孫，主要是由于華夏族（炎黃集團）形成之時，確定了以“龍”為圖騰的族源標志所導致的客觀現(xiàn)象。這從后世的史書方志中也可略見一斑，如《晉書》記載“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遼史·世表》曰“庖犧氏降，炎帝氏、黃帝氏子孫眾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無窮，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孫，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清光緒年間《土默特志》記載“夫土默特，內(nèi)蒙古之一旗也。相傳蒙古為黃帝遠裔”等，由此導致的廣大少數(shù)民族在認同黃帝的龍圖騰時，許多少數(shù)民族不僅把盤古、伏羲、女媧、炎黃等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祖先融入本民族的神話傳說敘事中，而且在本民族文化祖先塑造方面也極大地體現(xiàn)出與中華民族共同祖先的內(nèi)在關(guān)系，其敘事往往與“龍”或龍圖騰存在或多或少的聯(lián)系，在中華文化認同方面表現(xiàn)出高度的相似性和一致性。

不僅如此，許多民族還把龍圖騰符號應用到日常生產(chǎn)生活與民間習俗中，延伸出很多與“龍”有關(guān)的民間文化現(xiàn)象，表達出對“龍”形象的認可和熱愛。諸如侗族的山羊古稱“龍羊”，云南大理彝族因竹崇拜而稱之為“龍竹”，四川阿壩羌族每年六月二十三祭龍王。廣西防城港京族祭祀時首先拜請海龍王，青海互助縣土族供奉四龍王，云南省施甸布朗族崇拜祭祀木龍公主。還有許多民族的龍節(jié)、龍會、接龍、舞龍，以及有關(guān)龍的雕刻、剪紙、繪畫、龍燈、龍舟等，都充分反映出中華民族有關(guān)龍圖騰、龍崇拜的共同文化記憶與牢固的文化認同。這也從古老文化記憶與現(xiàn)實文化實踐中，印證了五十六個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的客觀事實。

（王憲昭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民族教育》2023年第6期